《An Engine, Not a Camera：How Financial Models
Shape Markets》
Performing
Theory?
Donald
MacKenzie
Leo Melamed是芝加哥商業交易所（Merc）的CEO，但是卻在某一天遇上了金融危機（p.4）；本書的核心問題是，當代金融市場理論模型的出現，到底如何改變了市場的運行？如果有的話，那要怎麼證明市場是因為受到模型的影響而改變？
由於金融理論模型的出現，經濟學得以在90年代後走向主流，模型（Models）有非常多種，本書專注的模型是被簡化過的數學模型，隨著電腦的發明，人們更能輕鬆地使用電腦來計算與回測複雜的公式，也由於可回測的性質，因此，金融模型增加了它的可靠性（p.7），自二次大戰之後，古典經濟學開始流行，經濟學家預設了一個理性、完美、平衡的抽象世界，例如，1951年某個經濟期刊只有2%的方程式，但是到了1978增加到了44%。
經濟學數字化（公式化）是必然的，由於戰爭導致大規模失業，凱因斯學派建議政府將施政重心放在市場（干預市場、供給需求），但是Milton Friedman認為當通貨膨脹率一直上升時，凱因斯學派的調節理論是搖搖欲墜的，導致經濟學分支當中的「理性預期」學派越來越受重視，在模型當中，行動者會預期某些事情的發生，導致政府干預市場的效果下降；當時的金融理論並沒有成為經濟學的主流，因為並沒有證據證明金融理論和總體經濟有正相關，Milton Friedman甚至質疑了金融理論的合理性，然而金融理論學派並沒有退縮，「理性預期」理論演變成了「效率市場」理論。
金融經濟學家制定了系統性、精確、簡化的方程式模型，這些模型的計算並不困難，只需要大量的數據，因此，批判者經常攻擊模型過於簡化，同時也批評了模型的一些「假設」，例如，股票以市價成交並不會影響價格，並且沒有交易成本，自由的放空股票，貸款是沒有風險的；而金融經濟學家也做了一些回應，Friedman提出了兩種類型的經濟學，Positive
Economics和normative economics，他認為Positive Economics和物理學一樣是一種客觀的科學，並且認為「factual
evidence can never ‘prove’ a hypothesis; it can only fail to disprove it」。
如果說沒有任何一個模型有能力預測現實世界的現象，那麼模型有什麼用處呢？然而金融經濟學家並沒有拋棄模型，Friedman開始認為模型並不是忠實紀錄現實世界的照相機，而是推動世界的引擎了，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，批評模型的假設是「不正確的」這件事是無效的。
Callon認為經濟學家無法打開「Social」的黑盒子，許多社會元素無法被理性的計算，因此必須將焦點轉向市場的基礎設施，例如期貨市場的建置過程，與合約的標準化，Callon也認為經濟學也是基礎設施的一種。
經濟學並不是一種客觀外部描述的學科，而是具有哲學家Austin提出的「展演性」，話語不只是描述性的，同時還具有改變世界的功能。
我們很難比較某樣東西有受到經濟學影響與沒有經濟學的差別，但是「展演性」存在，就代表有造成「差異」（make a difference），第一層generic performativity代表經濟學採用，第二層effective
performativity代表模型開始造成影響，第三層Barnesian performativity代表模型研究的對象反對來主動適應模型，並且更適合模型（feedback loops），當發展出模型以外的經濟過程或者偏離模型的預期則稱之為counterperformativity。
MacKenzie提出了三種說明展演性和自我實現（否定）預言的差異在哪，第一，展演有某種將經濟學視為基礎設施的概念，第二，預言牽扯到了信仰的概念，不過展演性沒有，例如，儘管你不相信某個模型，還是有可能受到該模型的影響，第三，預言有「病理學」的特徵，意即某個錯誤的概念會被傳播，但是展演性的概念裡，任何公式都沒有辦法成為「權威」讓所有人都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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